文章事件后采访狗仔卓伟内幕大披露

訷佡メ壞壞 · 发表于 2014-4-8 04:12:07

14亿人里，找到卓伟！

“买到南都娱乐周刊，看文章姚笛的稿子谁写的。想办法找到这个记者做个专访。提纲给我过目下。”

时值3月末，众人期盼的“周一”。在这没课的夜晚，我收到刘津老师的短信。相比较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的报社责任感，我更感到一种隐隐的兴奋，但这兴奋又被“想办法找到这个记者”几个大字压制。几种感觉叠加，我在自习教室里坐立不安。

用最快的速度获取到卓伟的基本信息之后，我心里大致有了一个谱：他没有认证微博，难以通过网络找到他；但他是《南都娱乐周刊》的记者，可以联系南方报系的记者找到他的同事；他是狗仔队，可以联系娱乐记者进而找到他。当然，我没忘最原始的方式，给《南都娱乐周刊》的谢晓、陈朝华发了私信。巧的是，几个小时后，文章就开始炮轰他俩，看到那微博我的第一想法是：完了，私信他们的人肯定一长队，我的消息必然石沉大海。

主意打定后，我的微信、微博、手机通讯录里的好友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“骚扰”。我对“六度空间理论”深信不疑，于是开始联系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，他们或工作、或深造，手里的人脉资源比我多，且可以为我提供许多线索；同时，我找到我认识的记者：时政口的、经济口的、文化口的，甚至还有摄影记者；我也向身边的同学、朋友发了信息，大家都是学新闻的，手里或多或少有一些资源；我甚至找到了一个在香港认识的朋友，她在广州某电视台实习，说不定也能帮我打听。那晚，我的微信和短信消息呈爆炸式增长。

两个小时后，第一轮信息筛选基本完毕。我手中共有三条线索：第一条，大学生新闻社第四分社社长王会玲为我提供了《南方日报》记者靳严明的微信号，他很爽快地答应替我找《南都娱乐周刊》的朋友。第二条，我听闻《人物》曾做过卓伟的专访，《青春报》的老社长刘君萍又恰在此工作，我便通过师兄的介绍加了她的微信。第三条，师姐翁佳妍、同学张晓秋曾在《青春报》上做过我校校友、知名娱评人柏小莲的专访，通过她们我拿到了小莲师姐的手机号，他们同在娱乐圈，说不定也能找到线索。

三条线索中，我优先选择了前两条。前辈靳严明、刘君萍都非常热心，让我十分感动。在等待他们消息的同时，我联系了柏小莲，她很快回了短信：“刚好有他的电话”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！我兴奋到差点儿把手机给扔出去。

但是，现在想来，如果早一些采用第三条线索，新闻时效性恐怕会更好！生活的奇妙之处就在于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。以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各条线索用到极致，这也算此次采访的教训吧。

约访，卓伟很爽快

得到联系方式后，我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了。但是，压力并没减少。毕竟，要联系方式是最简单的一步。而我面对的下一个挑战是约访。他会不会被记者骚扰烦了？会不会关机？会不会直接挂掉电话？会不会拒绝？这些想法，在我按下绿色的“拨出”键时，全都烟消云散。庆幸的是，卓伟接起电话，听完我的陈述后，非常爽快地说：“没问题，我明天下午有时间。”挂电话之前，他还笑呵呵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学校，就在八一剧场对面。”他平易近人、很有耐心，这让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。

约访成功后，我兴奋得在寝室里直蹿腾。在刘津老师和君萍姐的指导下，我阅读了很多关于卓伟的报道，也仔细看了他发表的文姚恋的报道，熬夜拟出了34个采访问题，再把这34个问题与老师、师姐一起反复打磨。“你要避免问其他媒体已经问过的问题“，君萍姐告诉我，”不要把问题浪费在这些可以搜集到的信息上。”也正因如此，我删去了关于跟拍细节的问题，着力在他对舆论的看法等问题上。

如何找出问题的切入口，如何构建问题的逻辑结构，如何挖出新鲜特别的独家信息，如何让问题的问法更客观中立，这都是我们修改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

采访定在周三下午。第一次采访热点事件的核心人物，我有些紧张。担心手机扬声器有问题，我和室友反复试了好几次；害怕录音出现问题，就多放了两个录音工具在旁边；电脑也一直开机联网放在身边，以便在采访过程中关注最新消息，及时提问——让卓伟对新华网《“狗仔”当道、“新闻”蒙羞》做出回应，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临时添加的问题。

这天下午，我给卓伟打了两个电话，他都说正在接受采访，让我等一会儿再打过去，并连说“实在不好意思”。一个小时后，我们的采访终于开始了。虽然这已是下午接受的第三个采访，但他仍十分耐心，每个问题都详细阐述。在聊到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时，他仍表现得很平和：“我会把他们的批评当作一种鞭挞”、“我的看法和他们不太一样”。有时，我甚至觉得，这样一个温和的人，怎么看也不像写出那么多惊心动魄的重磅消息的狗仔队。又或许，我们对狗仔队这个职业的理解，本身就有一些偏差？

接下来的录音整理、写稿等工作就相对容易很多。为了保证稿件的客观性，同时让稿件尽快呈现在大家面前，我们采用了对话稿的形式，选择了许多有亮点的问题进行组合，在问题顺序的编排上做了比较大的调整。刘津老师也帮我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包装，这让整篇稿件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。12点一过，《青春报》微信公号平台立刻推出了这篇报道——《【本报对话卓伟】脓包扎破了，也许坏事变好事》。

截至3日上午10点51分，在我个人的微信朋友圈里，共有40个好友分享了这篇文章。其中有《青春报》成员、媒体从业者、老师与我自己的家人、朋友。其中最让我感到激动的是卓伟本人也分享了这篇文章，他评论道：“拒绝了一些采访，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《青春报》学生记者的采访我还是乐于接受的，据说很多同学都知道我们。”前辈靳严明对这篇报道的评论是：“一家校园媒体对话热点新闻人物，而且专业得体有料。”这些评论，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

此次采写，我也感到经验缺乏，有许多不足的地方。其一，刚才已经提到，在寻找卓伟联系方式的时候还是稍显拖沓；其二，就我个人而言，设计采访问题和拟标题环节还很薄弱，此次幸而得到刘津老师和刘君萍师姐的帮助；其三，自己的新闻敏感性还有待加强，我非常关注文姚恋，却没想过为它做报道。希望下次能脱离老师的指点提醒，自己寻找选题。

校媒也要报大事

在做这篇报道的过程中，我也在反思校园媒体和热点事件的关系。校园媒体究竟能不能做热点事件的报道？与专业媒体相比，我们有优势吗？抑或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？

《青春报》微信公号于3月5日推出第一篇文章。这短短的一个月是中国的多事之秋。公号相继推出了关于“昆明暴恐事件”、“马航失联事件”的14篇跟踪报道，获得了不错的反响。

我曾经采访过《青春报》的创始人欧阳斌，14年前，他们在创刊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豪情：“我们从来没把自己定位成校园媒体，我们要做的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份专业的新闻媒体。”目前，《青春报》共有20版，其中只有4个版为“校内”版，这让报纸内容本身有许多校外的选题。因此，青春报的定位是一家不局限做校内报道的媒体。这与学校规模有关，也与我们的办报理念有关。

但是，校外报道与热点事件也是有很大区别的。《青春报》作为一家校园媒体，敢于涉足社会热点事件，采访最一线的消息源和核心人物，在我看来，都是校媒的突破和尝试，自然也是一种艰难的探索。

校园媒体在人脉关系上还很欠缺，从我这次寻找卓伟联系方式的曲折过程就能看出来。一来学生本身的资源有限，二来校媒缺少对采访对象资料库的整理和建设。这让追踪新闻事件的可操作性降低，也是很多校媒不想下苦功夫的原因。虽然通过层层的关系，也许能找到采访对象，但其中耗费的时间会让新闻的时效性大大降低。

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无论是校媒和个人本身，都应该具有人脉整理的意识和行动。目前，《青春报》采访对象资料库的建设还不完善，这也是我们现任的11级、12级报社团队需要做的事。将采访对象的资料进行汇总整理，作为报社的集体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，保持与采访对象的长期合作联系，把简单的人际联络变为系统的人脉渠道。

其次，校园媒体本身的品牌价值还不高。在热点事件的采访中，很容易被热点人物忽视或屏蔽。这让校园媒体对热点事件进行一线报道的成功率很低。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尤其是校园媒体，要想在校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就必须走出校园。

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校媒应该重积累。把握住每次追踪热点的机会，哪怕成功概率有限，尝试的次数多了，成功的报道自然也多了，反过来，这也会提高校园媒体的知名度，增加成功概率。这是一个良性循环，不能被忽视。

诚然，与专业媒体相比，我们缺少人脉、技术甚至时间，但是，作为校园记者的我们，更应该有蓬勃向上的朝气和不屈不挠的生命力。“为公共利益奔与写，为新闻理想鼓与呼。”这是《青春报》的口号，也是我们的力量之源，这是每个青春报人的责任所在。

[ 本帖最后由熊育亮于 2014-4-6 12:07 编辑 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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